照片里的王光美神情舒展，刘源站在母亲身旁，笑得并不拘谨。那时的刘源刚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学专业毕业不久，已经在新乡县基层工作。严格说来，拍照时他还是副县长，1984年才当选为新乡县县长，但在许多人心里，这次探望早已带有“看望当县长儿子”的意味。 母亲从北京赶到河南，并不是为了给儿子增添什么特殊待遇。刘源到七里营公社后，领导和同事起初并不了解他的家庭背景。在他们眼中，这只是一个从北京来的年轻干部，衣着朴素，说话实在，干活也不摆架子。 刘源的选择，和他的成长经历有直接关系。1951年出生于北京的他，小时候并没有因为家庭条件而享受特殊安排。按照他的回忆，14岁以前穿的多是哥哥姐姐留下的旧衣服，衣服上有补丁并不稀奇。 从7岁开始，父母便要求他像兄姐一样住校读书。星期天回家，餐桌上通常是茄子、豆角、粉条等家常菜。父亲刘少奇吃饭时话不多，常拿一个空盘子，每样菜夹一点，吃完便离开。孩子们等他放下筷子，马上围到桌边抢菜。 这种家庭教育，重点不在于让孩子记住多少道理，而是让他们明白，生活中的位置需要自己去争取。刘源后来经历插队，更切身地接触了农村的贫困、劳作和基层关系，也由此形成了到农村重新锻炼的想法。 大学毕业时，他本可以留在北京。对一个历史学专业毕业生来说，北京的工作环境和发展机会显然更好，但刘源没有把“留在北京”当成唯一选择。他提出，希望回到农村最基层，了解农民的真实生活，也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做些具体工作。 在写给中学老师的信中，刘源解释过自己的动机。他提到，河南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父亲刘少奇早年曾在中原地区工作，和当地人民建立过联系。对他而言，到河南并不是借家庭关系谋求便利，而是把这段家庭记忆转化为一种责任。 1982年，刘源被分配到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担任管委会副主任，负责社队企业和一个管理区的工作。在当时公社领导班子中，他的排名靠后，权限并不突出。事情要一件件办，群众也不会因为他的家庭出身就自动信服。 “北京来的年轻人，生活很俭朴。”多年后，曾在新乡县委工作过的炎光亮回忆，自己当时并不知道刘源的真实身份，只觉得这个年轻干部言语诚恳，工作认真。 刘源住在哪里、吃什么，都没有提出特殊要求。基层伙食简单，白粥、红薯干是常见饭食，他照样吃。下乡调查时，他尽量不接受招待，往往自己买馒头，喝一杯开水，再和村民坐下来交谈。 有意思的是，刘源并不满足于听汇报。他多次到村庄走访，询问生产、收入、社队企业经营等具体情况。对基层干部来说，真正困难的往往不是写材料，而是把纸面上的情况和村民家里的柴米油盐对应起来。 1983年4月，在新乡县人大常委会上，刘源全票当选为副县长。工资加补贴每月约60元，他仍然保持节俭，并曾将积攒下来的300元寄给广东灾民和自己插队时生活过的农村。这个数目放在当时并不算小，至少说明他没有把县级干部身份当作改善个人生活的工具。 王光美这次来到河南，恰好见证了儿子工作状态的变化。母子久别重逢，合影中的笑容自然是真实的；但照片背后的分量，不只是亲情，还包括一个年轻干部从家庭保护中走出、主动接受基层检验的过程。 1984年，刘源当选为新乡县县长。任职不到一年，他调任郑州市副市长。1988年1月，37岁的刘源当选河南省副省长。得知这一任命时，他正在天津考察，后来回忆说：“责任非常大。”他担心辜负组织信任，也担心自己的表现影响人们对上一代人的评价。那张合影，正是在这份压力尚未显露之前，留住了母子二人在河南的一次短暂相聚。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