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二战刚刚落下帷幕。苏联凭借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牺牲和卓越贡献，站上了全球声望的顶峰。彼时，全球范围内的知识分子纷纷前往莫斯科朝圣，回国后大多公开称赞苏联是人类社会的理想样板。 英国作家萧伯纳访苏后宣称苏联是没有阶级的社会，法国哲学家萨特也一度将苏联视为人类解放的希望。在中国，歌颂苏联更是绝对安全的“政治正确”。 然而，就在这万众一心的时刻，有一位山东硬汉却逆流而上，写下了震惊世人的论断——“苏联乃是一个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的国家。”这个人就是傅斯年，北京大学曾经的代理校长，人称“傅大炮”。 傅斯年为何敢于在全世界都为苏联欢呼时泼出这盆冷水？他的判断究竟基于怎样的观察和逻辑？ 一、曾经的向往者：从热血青年到冷静观察者 傅斯年也不是天生的批判者。1919年的他刚刚从北大毕业，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刊物《新潮》杂志的主编，同时他也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 那一年，他在《新潮》上面发表文章说，他觉得十月革命是“现在该有的事情”，也真心推崇这场颠覆旧秩序的伟大变革，他希望这个全新的社会模式也许能给中国带来一个新生之路。 那个时候的傅斯年和无数的进步的年轻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都是满眼都充满了希望，都觉得自己的少年的心真的是很赤诚。 真正重塑他的认知是从那七年，在欧洲求学的时候。1920年的时候，他就远走到了英国去伦敦大学学习，然后在1923年又去了柏林的德国。他在这个留学的过程中学习了七年的课程，他研究的科目有实验的心理学、比较语言学，还有一些硬核学科的物理学、逻辑学和这个社会学，他都是要学个很严谨的实证科学。 在这七年里边，他跳出了以前一些文人们那样总是说一些空话，也养成了重证据然后还有自己的一些逻辑，不会盲从别人什么，然后也不会相信一些口号，这些都是让他治学的一些底线。 也正是这个七年的学习，让傅斯年认识了赵元任啊、俞大维，还有陈寅恪，他们这些人都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知识分子。他们也跟傅斯年在一起来一起互相交流的，他们的视野和格局，一下子就比这些同时代的一般的人要看得更开一点。 二、三点精准概括：撕开苏联模式的真实面目 傅斯年对苏联的批判绝非情绪化的谩骂，而是建立在系统观察之上的理性分析。他把苏联体制浓缩成了三句话，每一句都击中了要害。 第一句：“独占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很多人以为苏联搞的是共产主义，傅斯年却指出，那并不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而是国家把所有生产资料、资本资源和经济命脉全部掌握在一小撮人手里的国家资本主义。 说白了，就是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公司，而这个公司只有一个股东——掌权的官僚集团。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农业集体化。斯大林从1928年开始强制推行集体农庄，把农民的土地、农具和牲畜收归国有，谁反抗就镇压谁。 结果1932年到1933年，乌克兰爆发了严重饥荒，仅乌克兰一地就有大约300万到400万人死于饥饿，整个苏联范围内的死亡人数可能达到700万以上。更令人发指的是，就在饥荒期间，苏联还在向欧洲出口粮食换取外汇。 傅斯年看到的就是这一点——国家垄断一切的结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普通民众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掌握在别人手里。 第二句：“选拔式的封建主义”。 傅斯年认为，苏联表面上打着平等的旗号，实际上搞的是一套比封建时代还严密的等级制度。封建时代的贵族至少还是世袭的，而苏联的特权阶层是通过一套选拔机制产生的，只有对党和领袖绝对忠诚的人才能进入这个圈子，一旦进去就可以享受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特权。 这种体制的必然结果就是政治清洗。1937年到1938年，苏联发动了被称为“大恐怖”的政治镇压运动，仅这两年就有超过157万人被捕，其中68万多人被直接枪决。被清洗的不只是反对派，连当年跟列宁一起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都几乎被斩尽杀绝。第17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71名中央委员中有51人被处死，军队里的高级将领更是被清洗了一大半。 傅斯年把这种体制叫作封建主义，就是因为它本质上还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你的命运不取决于能力和品行，而取决于对上级的忠诚度。 第三句：“唯物论的东正教会”。 傅斯年敏锐地发现，苏联虽然以唯物主义为旗帜，但在控制民众思想方面，本质上与东正教用圣经统治人心没有区别。所有的媒体都为官方服务，没有不同的意见可以提出，甚至光是指出错误都会被打成人民的敌人。 苏联建立了国家垄断的媒体体系，将文学、艺术和科学全部纳入一种程式化的公共文化之中，以此排除任何其他的公共反思形式-。从列宁时代开始，布尔什维克就关闭了反对派的报纸，《真理报》成为党的喉舌，1922年成立的Glavlit机构负责审查所有出版物，Agitprop则指导所有媒体的政治方向。 在这种体制下，个人崇拜自然大行其道——对领袖的无尽歌颂成为共产主义体系的活样板。傅斯年由此得出结论：苏联不允许民众去思考、去握有私人财产，这样的国家本质上就是霸权主义的另一种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