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22日，北京，叶子龙来到王光美家中。王光美刚刚结束长期羁押，前来探望的人并不多，叶子龙却成了最早登门者之一。多年风雨之后，两位老人见面，没有寒暄太久，谈起的仍是毛泽东与刘少奇。 这句话之所以沉重，不只因为说话者曾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也因为叶子龙本人曾在特殊年代遭受审查和关押。他既熟悉毛泽东的工作方式，又亲眼见过刘少奇在关键时刻对自己的保护。 叶子龙是湖南浏阳人。1935年11月，他被调到毛泽东身边，担任机要股长。此后，他负责传递文件、安排会务、处理日常事务，逐渐成为毛泽东身边不可缺少的工作人员。 秘书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随从”。在战争年代，电报、会议、人员往来都关系重大，任何一个环节出差错，都可能影响全局。叶子龙长年处在这种位置上，既要领会毛泽东的意图，也要在具体执行中守住制度边界。 1937年，延安的生活条件十分简朴，工作之余，文艺演出是干部们少有的娱乐。叶子龙曾接触过从上海来到延安的蓝苹，也就是后来改名为江青的演员。她请叶子龙转交戏票，毛泽东后来观看了演出。至于这段相识在婚姻中起了多大作用，相关回忆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但叶子龙确实处在这段交往的早期环节中。 1938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贺龙回延安时曾打趣毛泽东：“结婚了，怎么不请客？”毛泽东便让叶子龙准备饭菜。叶子龙根据当时条件安排了红烧肉、炒辣椒等家常菜，分批请来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贺龙等人。 这类小事，反而能看出叶子龙工作的特点。他不是只负责文件往来的机要人员，还要操持领导人的生活安排。大事要谨慎，小事也不能马虎，长期相处后，秘书往往比一般工作人员更了解领导人的习惯和脾气。 新中国成立后，叶子龙继续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毛泽东主席秘书和毛泽东办公室主任。1956年以后，他推动为重要会议和谈话进行录音，希望给中央工作留下更完整的资料。 毛泽东认可录音工作的价值，却特别强调要有规矩。叶子龙随后规定了录音范围，包括中央重要会议、中央领导的重要谈话和指定内容。问题在于，制度执行久了，设备使用出现扩大化倾向，个别工作人员甚至把录音当成炫耀本领的工具。 1961年春，毛泽东外出调研期间，专列上一名工作人员向别人炫耀，自己知道毛泽东与服务员谈话的内容，并展示了暗中安装的录音装置。事情被报告后，毛泽东十分震怒。作为主管机要工作的负责人，叶子龙承担了领导责任，1961年4月受到严重警告处分。 这件事改变了他的工作轨迹。1962年4月28日，毛泽东对他说：“你跟了我二十多年，很不容易。”随后劝他离开身边，到地方工作。叶子龙已经陪伴毛泽东二十七年，最终还是服从安排，调往北京市委。 离开熟悉的工作环境后，他一度难以适应，偶尔发过牢骚。相关回忆中，彭真曾在会议上提及此事，刘少奇听后严厉追问。叶子龙后来写了检讨，事情没有继续扩大。这个细节一直被他记在心里，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刘少奇的处理给他留下了清晰印象。 1966年以后，叶子龙受到冲击。有人认为，他曾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又与刘少奇有过工作交集，若由他出面揭发刘少奇，影响会更大。叶子龙没有顺势表态，反而说：“打死我也不信刘少奇反对毛主席！” 这句话让他付出了代价。据叶子龙晚年回忆，他因此被关押近八年。后来毛泽东曾表示，叶子龙在身边工作多年，成绩是主要的，不能那样对待他。叶子龙的处境才逐步得到改善。 所以，1978年见到王光美时，他谈起刘少奇，并非出于一时激动。他对王光美说，少奇同志曾经保护过自己，自己一辈子都记得。临别前，他又说：“毛主席最错误、最不该的，就是最后这样对待少奇同志。” 这句话是否完全符合每个历史细节，需要结合当事人回忆、档案和相关研究辨析。但可以确定的是，叶子龙晚年并不愿把自己的经历加工成传奇。他拒绝借回忆毛泽东来抬高自己，也反对用夸张甚至诋毁的方式换取名声。 2003年3月11日，叶子龙在北京病逝，享年87岁。他留下的，不只是二十七年秘书生涯，还有特殊年代中一个工作人员对程序、责任和旧日交往的复杂记忆。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