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 摘要： 专家回避制度是维护重大科技计划公信力的重要程序安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通过基于职责的专家分类和依托国家科技专家库遴选评审专家，防范专家参与项目管理全过程的利益冲突。本文面向16位科学家和管理者开展深度访谈，发现实践中该制度在“小同行”严格回避、利益冲突界定标准、纠偏机制与处置规则、专家库技术支撑以及治理理念适配性等方面还面临挑战。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制定统一的利益冲突与回避操作指南、推行分级分类回避、完善评审程序与复议机制以及构建信任导向的科学文化等建议，为提升国家科技计划治理效能提供决策参考。 撰文｜李芳薇、刘燚飞、顾超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前言 重大科技计划是国家推动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十五五”规划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并提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1]。在全球科技竞争持续加剧的背景下，通过国家科技计划部署重大科技任务、选培优秀创新团队，已成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途径，也为后续制度安排提出了更高的治理要求。 随着科研活动中的利益冲突日益复杂，专家回避逐渐成为资助体系中的常规制度安排。2026年3月20日起施行的《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调查处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将“违反回避要求、隐瞒利害关系”列为评审专家的违规行为之一，违规者“禁止在一定期限内承担或参与财政资金支持的科学技术活动，并记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但需要注意的是，《规定》对“利害关系”的界定以及具体回避情形的认定着墨不多，因而回避制度的执行仍面临细则不够明确、边界不够清晰等问题。 本文选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专家回避制度作为核心案例展开剖析。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载体，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金体量大、覆盖领域广，吸纳了大量外部专家深度参与管理决策，因此涉及较为宽泛和复杂的利益冲突情形。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之后，面向16位实际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项目（课题）负责人、资深评审专家及项目管理者开展深度访谈。 1.专家回避的影响因素 及形式 科技计划的管理部门需要针对影响专家意见客观性的关键因素进行评估，根据其可能造成后果的严重性做出是否要求专家回避的决定。总体上，专家回避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经济利益。经济利益的介入会强烈扭曲专家参与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的动机，是各国科研资助机构严格规避的首要因素[9]。经济利益冲突包括但不限于：与申请单位或其竞争单位存在雇佣关系、合同关系（如受薪顾问）或资金往来（如持有股权）；与申请人有直接的财务关联（如商业合作伙伴）；或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因项目成果（如专利）获得经济回报。 第二，关系网络。专家与项目申请方可能因血缘、地缘、业缘等缘由处于紧密的关系网络之中，令其专业判断“失之于宽”[10]。其中，近亲属关系一般为必须回避的因素[11]。师生、同门、同事、学术合作者通常也被视作回避的充分条件，但各类科技计划对这类关系的追溯期限、限定范围存在一定差异。 第三，主观因素。专家的个人倾向或与学术评价无关的身份特征偏见也可能干扰咨询评审意见的中立性。其中较为常见的情况有因学术观点分歧、学术竞争或长期矛盾导致的过于苛刻的评判，例如某一学派的专家对另一学派技术路线的排斥[12]；还有因国籍、性别、民族、地域等因素而形成的先入为主且带有不公正色彩的看法[13]。 根据触发机制与执行主体的不同，专家回避可以划分为强制回避、主动回避与申请回避三种形式。 随着科研管理信息化的发展，强制回避主要借助专家库系统与大数据算法匹配来实现[14]。 主动回避又称“自我回避”，是指专家在发现潜在冲突后自觉披露并退出咨询评审活动的行为。主动回避适用于难以被外界发现的隐性利益冲突，如私人交游、共同居住等[15]。由于该形式高度依赖个体的责任意识，主流科研资助机构普遍增设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承诺机制，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要求所有评审专家在接触申请材料前签署《利益冲突与保密声明（NSF Form 1230P）》[16]。 申请回避赋予了项目申请者在一定限度内提出回避建议的权利，作为前述两种形式的补充。例如，NSF允许申请人“附上一份他们希望回避的评审专家名单”[17]；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申请人也可以提出3名以内不适宜评审其申请的通讯评审专家名单，管理机构将在指派专家时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考虑[11]。 2.本文研究方法 为了突破仅基于制度文本分析的局限，揭示专家回避制度的运作逻辑及其面临的真实挑战，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中的深度访谈法，使用目的性抽样策略，选取深度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两类人员开展访谈：一是参与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管理的科学家；二是来自国家科